「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採訪了戰爭年代裡渺小無助的人們，透過他們訴說歷史中無奈與荒謬的戰亂生活。
德軍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就已經大軍兵臨城下，九月八日徹底切斷了列寧格勒的對外交通，城內的各種糧食只夠維持一到兩個月。誰都沒想到，圍城竟然持續了幾乎三年，九百天。
我坐在蕭萬長的對面。當過行政院長，現在是副總統了，他仍舊有一種鄉下人的樸素氣質。
他記得潘木枝醫師。
貧窮的孩子，生病是請不起醫生的。但是東京醫專畢業以後在嘉義開「向生醫院」的潘醫師，很樂於為窮人免費治病。蕭萬長的媽媽常跟幼小的萬長說，「潘醫師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遠不能忘記。 」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協調的時候，潘木枝，以嘉義參議員的身分，總共十二個當地鄉紳，到水上機場去與國軍溝通。
這十二個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數被綑綁，送到嘉義火車站前面，當眾槍決。
八歲的蕭萬長，也在人群裡，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眼睜睜看著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愛的醫生，雙手被縛在身後，背上插著死刑犯的長標，在槍口瞄準時強推跪下，然後一陣槍響，潘醫師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歲，」我說，「你全看見了？你就在火車站現場？」
「我在。」
在那個小小的、幾乎沒有裝潢的總統府接待室裡，我們突然安靜了片刻。
火車站前圍觀的群眾，鴉雀無聲。沒有人敢動。
這時，萬長那不識字的媽媽，不知什麼時候，手裡已經有一支香，低聲跟孩子說，「去，去給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沒關係。去吧。」
小小的鄉下孩子蕭萬長，拿著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屍體前，垂眉跪了下來。
最後對於德國青年的自醒與獨立思考精神感到佩服，對作者結尾的一段話映像深刻。
「如果每一個十九歲的人，自己都能獨立思考，而且，在價值混淆不清、局勢動盪昏暗的關鍵時刻裡，還能夠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麼是真正的價值，這個世界，會不會有一點不一樣呢？ 」
十九歲的決定：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十二月，聯合國給撒達姆．胡笙發出最後通牒：一月十五日之前，必須從科威特撤軍，否則聯合國將支持武力解決。
二十八國的聯合部隊，已經聚集了七十二萬五千的兵力，情勢緊繃，戰事一觸即發。
我們家，距離法蘭克福的美國空軍基地那麼近。一月十五日的最後時刻到了，我那麼清晰地記得那個夜晚，盤據在大家心頭的是：真的會有戰爭嗎？
熟睡中，我是被一種從來沒聽過的聲音驚醒的——巨無霸的機器低空飛行的轟轟聲音，震撼了整座房子，屋頂和地板，彷彿地震一樣，上下跳動；床鋪和書桌，被震得咯咯作響。
一大群接著一大群的轟炸機，低低飛過我們熄了燈火的村鎮和冰雪覆蓋的田野。
在黑暗中看出窗戶，外面不太黑，雪光反射，我甚至能看見雪塊震得從松樹上噗噗往下墜。
後來才知道，那一晚天搖地動的聲音是怎麼回事：一個半月中，聯軍出動了十萬架次的轟炸機，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擲下了近九萬噸的炸彈。
令我震驚的是接下來看到的畫面：為了反對德國參戰，有些德國的職業軍人第二天走出了軍營。他們在營房大門口，把槍放在地上，摘下頭盔，放在槍上，轉身離去。軍人，把槍放下，這是一個重大的宣示。
你知道我對德國文化裡的很多東西是懷有『偏見』的，譬如我覺得他們太拘泥形式、太好為人師、對小孩太不友善等等……但是看著這些年輕人毅然決然地走出軍營，我感受到這個文化裡強大的自省力。
因為上一代曾經給這個世界帶來戰爭的災難，他們的下一代，對戰爭特別地戒慎恐懼。
我不是說，走出或不走出軍營、主戰或反戰是對的或錯的。
我想說的是，如果每一個十九歲的人，自己都能獨立思考，而且，在價值混淆不清、局勢動盪昏暗的關鍵時刻裡，還能夠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麼是真正的價值，這個世界，會不會有一點不一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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