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沒有對錯,只要拿起槍桿,註定甩開人性。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採訪了戰爭年代裡渺小無助的人們,透過他們訴說歷史中無奈與荒謬的戰亂生活。
 
 Joel
 
本想用網路訂購的,但是怕離開時書會搬不完,所以決定去出租店找找,終於讓我在出租店找到了,花了點時間讀完了這本書,順便把它介紹給大家。
 
我想透過影音來介紹會比較快,所以懶得看文字簡介的人可以直接點選下面的短片連結。
 
  
台東泰安村少年陳清山與吳阿吉,離開家鄉原本是要去讀書做工,但卻被騙到國軍,就這樣台灣土生土長的原住民,卻跨海來到陌生的土地參與國共內戰。
 
戰爭中陳清山受傷被俘,被強迫換上共軍的帽子,他就這樣變成了解放軍,回頭打國軍,吳阿吉接下來也如同陳清山一樣遭遇,角色馬上由國軍變成解放軍。戰爭結束又馬上被送至朝鮮參與韓戰,終於九零年代後才回到自己故鄉,回到人事皆非的故鄉。
 
生活了五十年,故鄉是永遠到不了的夢,因為故鄉,正是自己砲口對準的敵區。
 
 
 
 
 
 
 
我一直記得曾與一位朋友談起外島當兵的體驗,而這位朋友當兵的時期剛好遇到民進黨總統勝選,當時因此造成全面警戒,人員每日全副武裝準備待命,他說當下真的有一種想提槍決一死戰的心情,聽到這句話的我,只是笑了笑沒有多做回應,我想可能是當下緊繃的環境讓人失去思考陷入瘋狂,也或者是他因該從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戰爭」吧。 
 
書中除了提到陳清山與吳阿吉的故事外,下面這一章節的歷史更是讓我映像深刻,它敘說了戰爭的殘酷與無情。
 
 
列寧格勒圍城:
德軍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就已經大軍兵臨城下,九月八日徹底切斷了列寧格勒的對外交通,城內的各種糧食只夠維持一到兩個月。誰都沒想到,圍城竟然持續了幾乎三年,九百天。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德軍撤退,原來兩百六十萬居民的繁華大城只剩下一百五十萬人。三年裡消失掉了的人口,有些是逃離了,但是在德軍的砲火封鎖下活活餓死的,最保守的估計,有六十四萬人。
 
列寧格勒, 現在的聖彼得堡, 位置是北緯59°93°,冬天的氣溫可以降到零下三十五度。圍城不僅只切斷了麵包和牛奶,也斷絕了燃料和原料。僅有的食物和燃料,要優先供給部隊和工廠。平民,在不能點燈、沒有暖氣的暗夜裡,很難熬過俄羅斯的冬天。
 
九月八日圍城開始,最先被人拿去宰殺的是城裡的貓和狗,然後是老鼠。開始有人餓死、凍死了,用馬拖著平板車送到郊外去埋葬。逐漸地,馬,也被殺來吃了。死人的屍體,有時候被家人藏在地窖裡,因為只要不讓人知道他死了,分配的口糧就可以照領。被送到郊外的屍體,往往半夜裡被人挖出來吃。
 
列寧格勒城破以後,人們發現了坦妮雅的日記。坦妮雅是一個十一歲的小女孩,看著家人一個一個死去,她無比誠實地寫著自己如何瞪著還沒死的媽媽,心中想的是:多麼希望媽媽快點死掉,她就可以吃他們的配糧。從媽媽沉默地看著她的眼中,她心裡知道——媽媽完全明白女兒在渴望什麼。坦妮雅的親人一個一個死了。每一人死,她就在日記上寫下名字、倒下的日期和時辰。最後一張,寫著「只剩下坦妮雅」。但是坦妮雅自己也沒活多久,留下的日記,在後來的紐倫堡大審中被拿出來,當作圍城的德軍「反人類罪」的證據。
 
 
 
 
「二二八事件」,一段台灣本土因省籍情結造成流血衝突的重要歷史。
 
還記得念書時的課本似乎忽略了這一段重要的台灣史,所有相關片段資訊都是透過電視介紹與受害者控訴國民黨時的畫面而殘留下的記憶與認知,對於當時最不能理解部分就是,都是中國人卻要分省籍?小小的台灣島上為何要如此仇恨分化?
 
當讀完這本書後我想我終於可以理解這一個我多年來的疑惑。
 
下面這一段故事是敘說當時環境下雙方不被理解的省籍衝突,不被理解的衝突竟是帶如此巨大的傷害與沈痛的結果。
 
 
一支香:
我坐在蕭萬長的對面。當過行政院長,現在是副總統了,他仍舊有一種鄉下人的樸素氣質。
 
1949年,這鄉下的孩子十歲,家中無米下鍋的極度貧困,使他深深以平民為念。
 
但是,要談1949,他無法忘懷的,反而是1947。八歲的孩子,能記得什麼呢?

他記得潘木枝醫師。

貧窮的孩子,生病是請不起醫生的。但是東京醫專畢業以後在嘉義開「向生醫院」的潘醫師,很樂於為窮人免費治病。蕭萬長的媽媽常跟幼小的萬長說,「潘醫師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遠不能忘記。 」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協調的時候,潘木枝,以嘉義參議員的身分,總共十二個當地鄉紳,到水上機場去與國軍溝通。

這十二個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數被綑綁,送到嘉義火車站前面,當眾槍決。

八歲的蕭萬長,也在人群裡,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眼睜睜看著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愛的醫生,雙手被縛在身後,背上插著死刑犯的長標,在槍口瞄準時強推跪下,然後一陣槍響,潘醫師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歲,」我說,「你全看見了?你就在火車站現場?」

「我在。」

在那個小小的、幾乎沒有裝潢的總統府接待室裡,我們突然安靜了片刻。

火車站前圍觀的群眾,鴉雀無聲。沒有人敢動。

這時,萬長那不識字的媽媽,不知什麼時候,手裡已經有一支香,低聲跟孩子說,「去,去給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沒關係。去吧。」

小小的鄉下孩子蕭萬長,拿著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屍體前,垂眉跪了下來。

 


 

最後對於德國青年的自醒與獨立思考精神感到佩服,對作者結尾的一段話映像深刻。

「如果每一個十九歲的人,自己都能獨立思考,而且,在價值混淆不清、局勢動盪昏暗的關鍵時刻裡,還能夠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麼是真正的價值,這個世界,會不會有一點不一樣呢? 」

 

十九歲的決定: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十二月,聯合國給撒達姆.胡笙發出最後通牒:一月十五日之前,必須從科威特撤軍,否則聯合國將支持武力解決。

二十八國的聯合部隊,已經聚集了七十二萬五千的兵力,情勢緊繃,戰事一觸即發。

我們家,距離法蘭克福的美國空軍基地那麼近。一月十五日的最後時刻到了,我那麼清晰地記得那個夜晚,盤據在大家心頭的是:真的會有戰爭嗎?

熟睡中,我是被一種從來沒聽過的聲音驚醒的——巨無霸的機器低空飛行的轟轟聲音,震撼了整座房子,屋頂和地板,彷彿地震一樣,上下跳動;床鋪和書桌,被震得咯咯作響。

一大群接著一大群的轟炸機,低低飛過我們熄了燈火的村鎮和冰雪覆蓋的田野。

在黑暗中看出窗戶,外面不太黑,雪光反射,我甚至能看見雪塊震得從松樹上噗噗往下墜。

後來才知道,那一晚天搖地動的聲音是怎麼回事:一個半月中,聯軍出動了十萬架次的轟炸機,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擲下了近九萬噸的炸彈。

令我震驚的是接下來看到的畫面:為了反對德國參戰,有些德國的職業軍人第二天走出了軍營。他們在營房大門口,把槍放在地上,摘下頭盔,放在槍上,轉身離去。軍人,把槍放下,這是一個重大的宣示。

你知道我對德國文化裡的很多東西是懷有『偏見』的,譬如我覺得他們太拘泥形式、太好為人師、對小孩太不友善等等……但是看著這些年輕人毅然決然地走出軍營,我感受到這個文化裡強大的自省力。

因為上一代曾經給這個世界帶來戰爭的災難,他們的下一代,對戰爭特別地戒慎恐懼。

我不是說,走出或不走出軍營、主戰或反戰是對的或錯的。

我想說的是,如果每一個十九歲的人,自己都能獨立思考,而且,在價值混淆不清、局勢動盪昏暗的關鍵時刻裡,還能夠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麼是真正的價值,這個世界,會不會有一點不一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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